山 道 崎 岖 并 肩 行

 刘  杨

 （一）参加革命前各自走过的路

    杨树业，1927年农历12月22日（公历1928年1月14日）生于长沙市河西望城坡附近的农村（现属岳麓区）。父亲在家经营田产和南粉作坊，抗日战争爆发后作坊倒闭靠母亲‍勤俭持家，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并供树业读书。  1937年 7月为避敌机轰炸，长沙楚怡小学迁到望城坡陈家祠堂，后迁到炭塘子，树业‍进入该校读完了高小。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岳阳，长沙成为战区。‍  树业于1941年离开家乡投奔到耒阳伯父处，先后在耒阳省立十一中和‍兰山省立临时中学学习，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才回到长沙。‍  1946年春他进云麓中学读高二，1947年毕业。在中学的六年中，经常‍和一些同学绘画、演戏、办墙报、阅读鲁迅的作品和苏联小说，思想日趋‍进步。1947年成为云麓中学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与“湖大”地下党员有‍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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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委任他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并安排他在中山图书馆清理古书，父亲乐此不疲，时年已逾古稀。敬容6岁丧母，12岁毕业于高小后因家迁永安，辍学在家三年，自学初中语文、数学，背诵、演算如流。父亲认为可成材，送她投考60里外的平大中学。这段期间，长沙数度沦陷，敬容频频辍学，后考入耒阳省立十一中学,与杨树业成为同班同学。高中一年级未读完，因日寇犯湘她又逃难到湘南。终因生活无着，只得进入不收费的“第九战区学生教导总队”女生中队会计班学习会计和统计。学生教导总队专门收容战乱中离散的失学失业青年，然后补充军队。此时敬容身患疟疾、疥疮，已瘦弱不堪，经常在行军途中倒下爬不起来。然而她一直顽强地生活下来，拖到日冠投降。这时学生教导总队宣布两条出路：一是投身军队服役；一是就地解散。敬容认为服役就是充当炮灰，于是选择了后者。在辗转回乡途中，身无分文，几乎陷入乞讨的地步，幸在湘南某镇遇到十一中老同学刘业昴解囊相助，才得以平安回到长沙姐姐丽容家里。敬容的堂侄刘建安是1938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每当白色恐怖时，他即布衣长衫来到敬容家中，谈谈共产党的主张和解放战争的形势，有时带来一些进步书籍、教唱革命歌曲，树业、敬容深受他的思想影响。

（二）在“经世学会”参加

地下党前后

    1946年12月，北平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暴行，激起了杨树业的义愤，他在云麓中学办墙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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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抗议美军的野兽行为。几个月后，他发动云麓中学同学响应“湖大”发起的“反内战日”，组织同学参加“六·二”游行。这年七月杨树业在学校的一个女友，原省立十一中的同学被美军大卡车压死在经武门马路上，死者的父亲是个小职员，到处投诉无门，杨树业对此事悲愤不已，无心再读书，决心找共产党。不久，他和老同学李仁溥一起，找到《国民日报》地下党员李峰，李要杨安下心来在群众中扎根。李峰撤离长沙前,把杨树业介绍给《湖南日报》地下党员梁中夫，梁又将杨介绍给在《实践晚报》过组织生活的李冬阳，李把杨作为党的一名积极份子介绍给“经世学会”地下党负责人胡鹏，胡鹏安排杨参加“经世学会”的活动。随后刘敬容也参加了“经世学会”。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和工作实践，1948年8月张维纲介绍杨树业入党，并在胡鹏家里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9月张维纲、杨树业介绍刘敬容入党，敬容入党后改名刘静。

    杨树业入党不久，根据党的指示，打入国民党省保安司令部政工队（又名正气剧团），任中尉队员，作为掩护职业。这时他在韭菜园汤公庙租住一间小平房，门上贴了一张保安司令部长官住宅的纸牌，以避免国民党军警骚扰。从此，这里便成了地下党员秘密活动的场所。市工委书记沈立人，“经世学会”党内负责人胡鹏、张维纲等不时来这里商谈工作。刘静更是经常来这里刻钢版、翻印地下党文件。为了工作方便，经党组织批准，二人结为夫妻，既未通知双方家长，也未举行任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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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长街鼎中庄居住。鼎中庄是一贯资助党的地下活动的可靠朋友崔寅龙开设的钱庄。此钱庄已经仃业，房子空着，原有地下党员黄天钧和另一名党员居住。杨树业刘静住进去时，这一带驻扎了很多国民党军队。一次省工委在楼上一间客厅里召开有将近20人参加的会议。杨树业在楼下守望。会议中途，几个国民党军官前来“号房”（选定进驻的房子），杨树业起身阻拦，他们根本不理，直接往里撞。杨只好大声与他们吵闹，并一边在上楼时用力蹬响楼梯借以向楼上报警。楼上的同志若无其事地装作商人在商谈。这些军官扫视了一下会场，到各房子里看了看，也就走了。不久，这里就住进了国民党军队。开始他们只占据楼下，不久楼上大客厅也被挤占，杨刘四人被挤到了与客厅相邻的卧室内居住，原来藏在客厅沙发底下的一些秘密文件也来不及取出。杨树业和黄天钧趁国民党军官外出的时候，从客厅与卧室相通的气窗爬进去转移出来。这段时间，门口站有国民党的岗哨，住在里面的和前来联系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却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携带一些秘密文件出出进进，直到解放没有发生意外，真可谓是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1949年5月杨树业接替黄人凌担任地下党“经世区”区委委员。他除了与刘静、程岑华两人发展的支部联系以外，还在克强学院和一个汽车修配厂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党组织，并与一个兵马工厂的党员单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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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机关团体区委下辖五个支部及一个河西小组，共有党员65人。他们根据省工委指示：发动群众开展“反破坏、反迁移、反紊乱”的斗争，有力地保护机关档案、财产、人员的安全，为和平解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刘静除组织上述活动之外，还曾奉组织安排到长沙市的烟厂女工中做工作，发起反对黄色工会要求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的斗争。在斗争中发展了一个名叫陈利群的女工入党，此关系随即移交工运支部。

（三）从长沙县调到省级机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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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心大增。这时乘势发展农民翻身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到7月已经临近解放，主要工作转为调查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秘密张贴解放军的布告和其他宣传标语，配合长沙和平解放。

7月底，白崇禧的部队已经撤退，由陈明仁部控制长沙，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的形势已经明朗化。驻扎在杨树业家及其附近的陈明仁某部已经配载上三角臂章准备起义。八月初有一天，驻扎在杨家的部队为了躲避白崇禧派飞机轰炸，在杨家后山挖防空壕，把杨埋在后山的笔记本和几十发子弹挖了出来。杨树业到连部向连长索要，连长说已送交营部。杨对他说：“你们要好好跟我保菅，回头我再来取。”后便动身进城参加迎接解放，准备与南下干部会师等事宜。后来听人说连长在背后大骂“要是早三天，我就毙了你。”这支部队在程、陈两将军宣布湖南和平起义后向广西方向判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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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与望城两个县，杨树业分在长沙县委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刘静仍任县妇联宣传部长,这年11月省委抽调一批干部支援广西，其中有杨树业刘静夫妇,二人到省委集中时，即被省委组织部留下，分配杨到省纪检委员会工作，刘到省委直属党委工作。1952年起，杨被调到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宣传处担任副科长、科长，负责党员教育工作。1953年，刘静调省妇联担任妇联主任董纯大姐的秘书。1954年冬刘静跟随董纯出差湘西，翌年1月5日大冰冻期间，因赶回长沙开会，汽车在常德德山附近翻入田中，董纯大姐不幸遇难，刘静虽大难不死，但政治上受到审查，从此交上厄运，成为历届政治运动的“运动员”。

（四）反右倾时受到错误批判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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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威作福，杨请这位同志写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一文，并配发了一篇评论，在宣传部办的〈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在农村党员中引起了很大震动，然而后来却成为杨“打击陷害基层干部“一条罪状。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杨树业发表了一文一画，文章题为“首长和脚长”，主旨是说高级干部和基层干部的生活待遇过分悬殊。漫画是批评部长副部长不注重工农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宣传部长唐鳞思想较开明，没有把杨树业划为右派，只在反右后期批评了他。此后，杨剃了一个光头，钻入农村决心改造自已，不再惹事生非。1958年大跃进时，杨在农村目睹粮食产量的浮垮风，大炼钢铁的劳民伤财，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浪费大，以及农村干部的强迫命令和专横蛮干等作风，经常忧心忡忡，但又不敢提出异议，直到忍无可忍时，只好回到宣传部向领导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在调查农村中的问题。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郑州会议中正式提出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湖南省委立即组织一批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杨树业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从浏阳、长沙等县长期蹲点的基层中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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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状。

 1959年4月 29日毛泽东写了纠“左”的党内通讯下发到各地。湖南省委讨论学习这封信时，提出以省委的名义发出一封“告全省农民书”，杨树业参加了这封信的起草工作。周小舟在庐山会议前没有将省委的“告农民书”发出，后来庐山会议召开，此信就胎死腹中了。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到反右，在党内外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湖南成为反右倾的重灾区，省委宣传部则是重中之重，从部长唐麟到有关的处长大多挨到批斗，后来连开批判会都要向外借“兵”了。杨树业经过频繁的批斗，1960年4月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大帽子，并联系出身和历史，罗织罪名，定为莫须有的“阶级异己份子”，开除党籍，由行政15级降到20级，发配零陵五星岭林场劳动改造。在省妇联办公室担任秘书的刘静受到株连，因为她经常深入农村蹲点，看到农村妇女工作中的实情说了实话。比如：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妇联调查组来湖南，刘静在汇报中反映了人民公社办食堂、办幼儿园、办居民点，撤掉家庭，男女分开居住，小孩集中到幼儿园，麻疹流行大量死亡无法抗拒等情况，也被定为所谓“阶级异己份子”，将她开除出党，行政降了五级，同样发配到五星岭林场劳动改造。

（五）放逐五星岭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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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下放的教师，因患水肿，也发生了这种情况，却再也没能爬起来。以后刘静又调到尹家岭工区养牛，按照牛的天性，黄牛水牛是不能同时放牧的，因为它们在一起就要斗架。但是该工区刚好一条黄牛、一条水牛，原来由两个工人养，刘静去以后交给她一个人养。怎么办？刘静千方百计，耐心调教，整天不离牛的前后，久而久之，两条牛居然能够和睦相处了。省里下放干部回城以后，刘静调回场部，分配菅农户大队的工作。山区农户极其分散，一个大队方圆数十里，各生产队之间相距十来里，沿途不见人烟，而且户与户之间各驻各的山头，要深入到一家农户都要爬得脚酸手软。场部安排菅农户的干部一个月回去汇报一次。这样刘静就不能不为掌握情况而天天在深山中拔山涉水。她一边爬山，一边唱歌，以驱赶寂寞，也为自己壮胆。永州之野多异蛇，刘静看到过各种颜色各种形态的怪蛇。有一次一条鸟黑的园筒形的短蛇，竟从她的头顶翻滚下来，刘静就在上述的环境中生活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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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岭林场劳动。类似同样遭遇的还有省委宣传部两位处长。三人一同住在招待所，与省委宣传部僵持了一年，终于在1963年不得不各归原劳改单位。

1964年刘静被调到零陵地区（今永州市）林业局，担任计划财务科副科长。她仍然坚持苦干、实干作风，每到验收季节，仍配合技术干部爬山越岭参加测量验收工作，在国家投资的十多个国营林场和不少集体杉木林基地的森林中，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六）文革期间杨树业死里逃生

刘静两年冤狱

 五星岭林场1965年开展四清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杨树业自然在劫难逃，先是被开除公职，放到麻江工区当工人。麻江工区紧挨道县，山上是林场，山下即是道县农村。文化大革命中道县括起了一股乱杀风，甚至有些在外面工作的干部、教师系五类分子的子女，亦被弄回农村杀掉。一天杨树业在山上劳动时，目睹山下道县农村乱杀人，感到不寒而栗。当时林杨一个工人却说：“农民干起来了，我们林场什么时候也干起来？”杨听了顿觉胆颤心惊。当天中午，他提个装衣服的袋子，躲进工棚附近的一个溶洞里，打算晚上逃往双牌，寻求解放军保护。后被林场工人发觉，从洞里拖出来，继续在工人监督下劳动。不久后的一天，他被五花大绑押解到林场派出所，关在五类份子一起，晚上睡觉也不松绑，就好像捆起来等待宰杀的鸡鸭。据说这是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下达了按人口的一定比例杀人的任务，林场名单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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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业。万幸，不久中央就纠正了这种残酷的做法，因而保住了杨的一条性命。这时，刘静在零陵忧心如焚整天带着女儿含泪站在潇水岸边，辨认河水里飘来的尸体中，有没有女儿的爸爸？文革中，零陵地区武斗最猖狂时，芝城镇（地委所在地）两派大撕杀，双方死伤数十人，其中多数是长沙市上山下乡的无辜知识青年。刘静睹此情景义愤填膺，即用“红灯照”的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不料引火烧身，林业局造反派立即组织群众武斗刘静。幸被另一派的头头冲上街头，喊来正在巡逻的解放军，制止了这场流血事件。为了避免皮肉之苦，第二天清晨，刘静即带着女儿乘车回到长沙。不久，林业局造反派到长沙抓回刘静，频繁的挂牌、游街、批斗。1968年3月，将她送进地区公安局看守所拘押。不几天，以零陵地委书记宁生为首的16顶高帽子也到监狱来了，其中有林业局局长、南下干部郭大平。刘静睹此情景，才如梦初醒，亦由整天哭泣，转而泰然自若了。最后得到一纸判决书，罪名是所谓“炮打三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发配到茶陵洣江茶场劳改。到这个劳改场劳改的政治犯中，大都是冤假错案。其中有个老祖母代替小孙子坐牢五年，原因是小孙子在小学作文中写错了一个字。又如一个女老师因写标语时，把“毛主席万岁”的万字没写好，被误认为刀岁，判刑五年，有一个张志新似的女囚，因坚持保刘少奇，经长期关押和残酷斗争的刑法折磨后仍坚持不屈，被枪杀于茶陵十三陵郊以示众。1970年3月，刘静服刑期满，挑着简单的衣被，沿途在满目的标语、口号声中，战战兢兢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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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望城县杨树业的家中。这时，杨树业已被遣送回老家两年有余，正带着两个孩子在自己搭盖的两间茅屋里栖身。刘静刚一进门，即有造反派来抄家。刘静当即产生了“出了有围墙的小牢，又进了没围墙”的大牢之感。

 七、在乡间茅屋里全家团聚苦度光阴

 杨树业、刘静夫妇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刘庄1950年出生，女儿杨青1952年出生。由于杨刘二人经常长期到农村蹲点或参加中心工作，孩子从小就很少和父母一起生活。三岁以前由保姆看菅，三岁以后交给了幼儿园。小学期间寄居在外婆家。两人放逐到五星岭后，更是天各一方。正当三年大饥荒，孩子留在外婆家，每餐吃些饭菜合煮的汤饭，整日饥肠漉漉。儿子已经十岁，时常帮着推运菜的板车上坡，乘机摘些菜梗子嚼着充饥。两个孩子身体都十分虚弱。杨、刘不得已，把他们接到林场去一起生活。山区虽然也吃不饱，但还可以花高价买些红苕、包谷、南瓜等弥补。自己也可以种些蔬菜杂粮凑合着维持生活。孩子来了以后和山区孩子们在一起到山上采些野菜、野果，挖笋子回来。夏天还在小溪里洗澡、捉小鱼。这时他们还觉得这是童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1962年饥荒过后，孩子们重回长沙读寄宿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参加红卫兵大串连，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漂泊。知识青年下乡时，他们兄妹和一些同学到海南岛去开荒种橡胶。两个孩子从童年到青少年都很少有过和父母亲相聚的家庭生活。1968年杨树业被遗送回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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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跟父母、弟弟一起居住。1969年夏天儿子女儿从海南岛返回长沙，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同在农村生活。父母家房子小容纳不下，便决心自己另起炉灶。杨树业父子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打土砖、挖地基，备置材料，年迈的父母亲和刚成年的弟弟尽力帮助赶在晚稻收割以前在乡亲们帮助下搭成了三间茅屋栖身。1970年3月刘静刑场释放回到杨树业家里。父母子女四人总算在自建的茅屋里团圆。当时生产队劳动分值很低，十分工只能分得贰、叁角钱，粮食只能吃到春节便断炊了。欠缺部份全靠瓜菜代和到城里亲友家讨点多余的等外粉、红茹丝维持。好心的朋友黄天钧、胡仲良有时接挤点粮票和豆豉票等就欢喜不尽了。杨树业、刘静尽管饥饿逼迫着，但是主粮还得省着给孩子吃。为了多得工分，一次生产队组织集体运石灰往返数十里，父子二人带着几个糠粑粑上路，天不亮动身，天黑了才到家，虽然多得了几分工，但人也病倒了。1972年1月，杨树业参加挑堤也是想为挣点工分，过度劳累，在工地传染了流行性出血热。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刘静只带了自家的两元钱和杨的母亲多年积攒的5元钱，幸得在该院工作的刘的妹妹昭容担保才住进医院。病室的经治医生是部队来进修的，他看病先问政治，同房一个病人系船上的大副，他说大副不是工人阶级不给开有效药物，结果死于非命。杨树业进院时，他听说是“下放干部”便一口咬定是服毒自杀，并对刘静母子说：你们只管安排后事好了，肾功能坏到这种程度的医院历史上没有治活过”。该院有个老教授、肾病专家黄新涛，57年错划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昭容乘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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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中午下班，黄教授值班时，请他给树业作个诊断，黄教授问了问病情和来的地方，当即诊断为流行性出血热破坏了肾功能，这种暂时的破坏，还有可能恢复，便给杨树业开了处方，一针下去，杨树业感觉舒服一些。那位经治医生上班以后，看到黄教授给杨树业开的医嘱立即大发雷霆，只问谁叫他来看病的，把药也停了。总算杨树业命不该绝，当天这位错当了医生的“政治家”被调出了住院部，以后调来本院一个伍医生与黄教授配合默契，治疗了29天基本转危为安，仍不能下床行走，因为没有钱，不得已用担架抬回了家。出院时刘静七拼八凑给医院交了30元住院费，还欠40元无法偿还。杨树业病后不能胜任重体力劳动，和儿子商量为队上找个多种经营门路种白木耳，既可为队上增加经济收入，社员可以改善生活，自己也能挣点工分。第一年试种，居然收获了几斤白木耳，卖的钱全队每人分得5角钱过端午节，这在当时是一件难得的喜事。

可是，到下半年整风整社时，驻队的干部送给杨树业一个“玻璃大少爷”的雅号（指责杨不下田干活）被赶到地里劳动去了，这项能使社员稍微增加一点收入的多种经营项目便被扼杀在“摇篮”里。此后儿子开始发挥特长，给附近老人们画像，女儿借了表哥照相机给附近学生们照照像，也可收取一点报酬。刘静除了出集体工，还在家里养兔子送到城里生物药厂，每月可赚到十来元，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日子的艰难，竟比劳改服刑尤甚。不到半年，刘静已骨瘦如柴，体重由110斤减到70来斤，回娘家时，老父亲见了直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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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秋天，刘静文革中的冤案得到平反恢复原职仍回零陵地原林业局工作。1975年儿子刘庄考上学校，女儿杨青也在长沙街道企业找到一份工作，相继离开农村。剩下杨树业一人“留守”在这座小茅屋里。直到1978年冬，杨树业才由双牌县收回安排在县委党校工作。1979年冬反右倾问题基本解决后，1980年春调回长沙在省委统战部工作。杨树业从1960年至1980年整整二十年，正好工作的黄金岁月就这样付诸东流，代价实为惨重。80年杨回省的时候，刘静刚满55岁，及时申请退休（后转离休）和杨一同回到长沙。

（八）战斗在落实统战政策办公室

1980年杨树业调回长沙，在省委统战部办公室工作。1983年春中央派工作组来湖南开展机构改革，同时大力推动落实政策工作，杨树业被抽调参加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工作。他深为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落实政策抱着：“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决心。排除各种阻力狠抓拨乱反正的精神所感动。一次，他对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时俊说：“我们都是50多岁的人了，剩下的几年时间，就来搞搞落实政策如何？”刘表示同意。当时省委落实统战政策正需调整和加强力量，遂安排杨树业为省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同时接任省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刘时俊为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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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复查工作组，用了六个多月时间，弄清了情况，提出了初步处理意见。1983年5月省委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听取了汇报以后，决定将这一案件移交省法院复查审理，做好善后工作。根据这一决定，法院对此案作为特殊案件处理，抽调精兵强将，只用了十三天时间，对全案279名对象逐个进行了合议，决定除投诚以后犯有新罪的少数人以外，其余大多数全部纠正平反。省委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将省法院写的《关于“湘西案件”复查审理情况和作法》，作为典型案例印发全省各地加以推扩。在这一案例的影响推动下，迅速打开了全省落实统战政策的新局面。此后，上下齐心协力，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地打，扎扎实实地一项接一项地抓，在前一段工作基础上，加大力度奋战了五年，到1987年，基本上完成了落实统战政策的艰巨任务。前后十年时间，全省共计解决了廿三万余人的政治上认定身份、平反昭雪冤假错案。经济上清退文革查抄财物、挤占和错没收私房等各种各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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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业和刘静并肩走过了崎岖的人生道，苦尽甘来，现正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谨以老同学旷世模读后有感七律二首作为本文的结尾。

读刘杨往事回忆录有感七律二首并1942年，与杨树业、刘敬容同学于耒阳省十一中，迄今几近六十年矣。其时经常接近好友还有刘业昴（美国）、胡永康（柳州）、李仁溥（北京）、胡星寿（武汉）、文亚漩（南京）以及陈绍敏等九人相处特好。唱歌、绘画、出墙报、演话剧、游麓岐峰、逛蔡子湖都是我们的共同爱好。以后、日寇陷湘、胜利回长、全国解放、历次运动、十年浩劫、历经离乱、在以杨、刘为核心的友谊联系，时断时续，天涯论落之感越浓，同胞手足之情也越重。实为难能可贵。然真正认识杨树业、刘敬容，还是读其回忆录之后。挥笔赋此二律，谨为记。

 一

谊连六十亦非常，每羡高风晚节香。

舍死忘生求解放，披肝沥胆固金汤。

干戈既定阴霾起，运动频仍狱网张。

字里含悲声泣血，细读斯文识刘杨。

           二

和将泪水洗伤痕，往事如烟哪可论。

早许头颅捐禹甸，曾期热血祭昆仑。

狂澜已挽人安定，饕餮其除俗善谆。

任重成须身强健，夕阳远道志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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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记

 离休前后，也曾有人约我们写过回忆录，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原因首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写来传之后世。后来，看到有的人在写回忆录时拔高自己，贬抑他人，使人反感。甚至还有乘当事人死无对证，编造慌言，篡改历史，欺世盗名者，更是令人憎恶。因此，我们曾下决心不留片纸只字在人间。去年，《中国共产党长沙地下党人》一书编著者张力行同志力促我们写篇东西给他。这位老者年将九十，行动靠轮椅，书写时鼻尖几乎触及稿纸，仍然笔耕不缀，还要自己掏钱印书。为他的精诚所感动，我们匆匆提笔，就一生的坎坷经历，提供了一些素材，他看了以后颇受感动，亲自动手整理成篇，收入该书。某些亲友看到以后，也认为有些价值。这件事促使我们仔细回顾一下自己的生平。我们经历的七十多年岁月，正是我国社会大动乱、大震荡、大变革的大时代。刚刚懂事，便遇上日寇入侵，八年离乱；随后是同室操戈，三年内战；新中国成立之初，又逢抗美援朝，战争余波刚平，国家建设伊始，各种运动便接踵而来，反右派摧残了大批社会精英，大跃进带来三年大饥荒，反右倾忠良罢黜，奸佞飞升，党内党外缄口无声，任由左的错误恶性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一场浩劫，使中国社会濒临总崩溃的边沿。

(23)

国强的美好前景开始在地平线上出现。然而前一个时期的反复折腾，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耽误了几十年和平发展的大好时机，对文化、道德、民主、法制的破坏，流毒至今，仍然是影响当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一大障碍，增加了我们前进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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